进一步，退出程序包括两种情形。
它所考虑的事实只是规范以某种方式下决定的事实。因此，涉及到法律空白领域或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法律规定时，如何推进改革以建构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治精神与原则的新体制，是改革与法治面临的又一难题。
[28]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提出，解决了困扰法学界和地方政府部门已久的改革与法治关系问题。【关键词】 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是一场深刻复杂的治理改革，在规模、力度、范围、目标等各个方面都符合公众对重大改革之重大标准的一般性理解认识，因此，政策规划、平台建设(综合试验区)、产业政策等改革如果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空白和禁止性规定等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先行立法赋予改革政策以合法性地位，做到于法有据，新旧动能转换才能深入开展，故有学者指出，高度强调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原因就是要增加改革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了法治，改革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13]胡平仁：《法律政策学的研究路向》，载《当代法学》2001年第5期。如何避免冲突与摩擦、实现融合互补，既是法政策学着力研究的难点与重点，也是法治建设和治理改革的重要任务。
改革对法治具有能动性，可以影响立法，故立法适应改革需求也是改革与法治关系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政府规制经济的依据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之外，实际上还包括规制机关所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及行政措施，实际执行当中，这种决定、命令与行政措施的有效性更高[20]。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上要体现宪法的智慧，需要构建符合共同体精神的民族关系。
[16]刘茂林等：《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和平发展报告》，载《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30]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4页。法律共同体需要体现对法治政府的谋取，法治政府需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体现对民主精神的尊重，需要对政府行政行为寻求合法性基础，对政府的政策、规章制度要自觉地进行合宪性的审查，对执政而言要有效克服执政偏执，体现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规避公民不服从。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普适的法治理念作为法律共同体的社会合法基础要求在重视法治文明价值的同时，也要有语境主义的改造，这也是法律共同体的社会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语境下的法律共同体要素需要价值无涉的事实判断。
从地域看，法律共同体具有语境主义下的特有禀素彰显，并因此而呈现出共时性层面上的差异和历时性上的相互借鉴。我们认可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也认为共同体注定是多样化的，在理论上，共同体这一术语是对自古以来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发展的高度概括和最近总结。以宪法为组织规则的法律共同体要求法律共同体无需借助宪法之外的第三方权威就可以进行宪法调整，以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制度为基础的宪法制度，将对法律共同体各位阶、各部门的法律制度效力体系和规则功能互补进行构建和补充，从而实现法律共同体的自足性功能。法律共同体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这并不是基于人作为政治的动物的自觉，也不必然是基于对利维坦的恐惧而不得已的契约关系，但是人的生活的整体性是真实的，宪法是这种整体性生活的反映，立足于现实的宪法才能够克服理性设计所带来的缺陷。
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党的领导定位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法律共同体的最高性表现为共同体内人们协同行为要以宪法最高性为基础，谋求部门法依据宪法的效力规则体系，具体法的内容与价值不能与宪法所规定的内容与价值相抵触，从而使法律承受者的行为表现出一致性。[28]立法规律的探寻离不开法律规律的遵守，法治社会建设离不开对普适的法治理念的认同。对于执法而言，要依法行政，更要依宪行政，政府要以宪法秩序下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依法提高执政能力，建立程序正义规则，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民尊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社会契约论的假设在休谟问题面前虽然变得苍白无力，但是个体的真实连接是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是精神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也是认同与制度的统一。在2018宪法修正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入宪，很多学者将其解读为中国外交的一项原则，可以塑造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格局。
体现对人权价值、对和平价值的维护，反对分裂国家、给予公民应有的自治空间，维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安全。宪法要谋求以人为起点，并以人为归宿的法律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宪法所构建的法律共同体要关注共同体的自主与自由，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协作，既要体现对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维护，又要体现对共同体的价值减损或者危害的规制。
共同体首先是人的组合，人的利益剔除个性化的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宗教利益以外，还要有超阶级、超民族、超越宗教的共同利益。就内部而言，不仅要有以宪法和法律为载体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更需要科学、民主的立法精神，也需要执法、司法、守法的协同一致。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建要保障全国统一的法治，这既包括国家的权力运行，也包括政治生活领域的法治。【摘要】 法律共同体作为行为构造的共同体，既有普适意义上的共同体品格，也具有语境下的独特素禀，本文在立足共同体通识价值的基础上，探讨了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法律共同体所应该具有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思索。儒法合流本质上而言体现的是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最高规则，法律共同体的宪法塑造需要宪法对共同体的整体性与终极性、范畴的多样性、自足性与互助性以及最高性作出制度安排和价值锁定，并据此形成以宪法为总价值载体的宪法秩序。
另一个层面，法律共同体的最高性还体现在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法律与宗教规则、法律与村规民约等软法制度上的关系相协。第三，共同体是基于个体结构的真实连接。
[34]刘茂林等：《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宪法需要对法律规范发挥导向作用，并能够具有持续地被贯彻为现实的机会。
法律共同体要求宪法立法秩序必须是上下有序、内外协调、各种不同渊源之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要彼此衔接，和谐统一。[33][美]阿兰·S·罗森鲍姆主编：《宪政的哲学之维》，刘茂林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0-131页。
[7]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法律共同体的互助性还体现在法律共同体与结构共同体、精神导向共同体之间的功能互助和价值影响上。[21]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法律共同体包含了以宪法为最高行为规则的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同时也包含法律共同体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
[32]刘茂林等：《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过去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要)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一样具有语境的合理性。
和谐的内涵是丰富的，包括人与人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人与自然、国家和国家之间多重含义，[24]宪法维度下法律共同体要引导和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法律机制、人与社会的和谐法律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机制和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法律机制。[5]胡锦涛：《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法律共同体理念要体现法治的和谐理念。[23]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化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并不单纯的体现为宪法文本和宪法性文件，而是更应具普适性的精神，它要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基础，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规则，因此法律共同体的品格与特征，要体现宪法的构造意义。如《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所言：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神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成果。中国法律文化不具备宗教法的基因，因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基因将是法律共同体中国宪法构建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法律必然为道德设立底线，但是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却又有效地促进法律制度和法律目的的实现。(二)本土化资源与法律共同体 法律共同体的构建要求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仅是对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提供脚注和制度补充，而且要在重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切实地实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宪法在法律共同体的自足性和互动性上，要体现出对共同体的共同美德的塑造，这不仅是制度上的、理念上的，更是共同行为上的。人的生存和自由是法律共同体的终极价值目标。
(二)自足性与互动性的宪法构造 法律共同体的自足性要求法律共同体内部要有系统功能的自足性，功能的自足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效力权威，它为效力体系提供制度和价值的支撑，因此法律共同体的权威当然的表现为宪法规则的建构。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建，于当下的理论问题而言，需要重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的关系。
